“我的醫(yī)生是個屠夫?！?/p>
“他的屋子就是個老鼠窩?！?/p>
“她的布道就是安眠藥?！?/p>
“英雄配美人，阿狗配阿貓?！?/p>
“受虐待的孩子是兩條腿的定時炸彈?！?/p>
“在董事會議上，老板是老虎，而在我面前，他就變成了一只貓。”
“廣告牌是貼在風景畫上的膏藥?！?/p>
“我的表兄像白開水一般乏味。”
“約翰的前女友榨干了他的油水。”
從字面上講，上面的語句沒有一個是真的。然而，熟練的讀英語讀者不難理解這些隱喻以及字面以外的意思。我們?nèi)绾瓮瓿蛇@樣的理解?我們能理解語言中字面以外的意思，其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可以將單詞放在一個更廣泛的語言、文化、社會和認知情境中加以理解。
01.語言之間的差異
為什么世界上不同的語言有如此之多？語言的運用對人類思維有何影響?運用特定的語言對人類思維又有何影響？正如你所知道的，每一門語言都有自己的詞匯。每一門語言都有自己的句法結構。這些差異往往反映了語言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過程中所處的物質(zhì)和文化環(huán)境的差異。
以詞匯為例，在緬甸的加羅地區(qū)，那里的詞匯區(qū)分了許多種類的大米。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那里的人們生活在水稻種植文化中。而阿拉伯游牧民族關于駱駝的單詞超過20個。加羅人對水稻和阿拉伯人對駱駝的概念比其他文化群體的人更具體、更復雜。由于這些語言差異，加羅人對水稻的思考會不會跟我們不同?阿拉伯人對駱駝的思考會不會也跟我們不同?
想想我們是怎么討論電腦的。我們區(qū)分計算機的許多方面，包括它是臺式機還是筆記本，是PC還是MAC，用的是Linux還是Windows操作系統(tǒng)。如果某個文化的某個人的詞匯中沒有“計算機”，那這個人也不需要這么多單詞和特性來描述這些計算機之間的區(qū)別。但是，可以想見，每一臺計算機都有其不同的性能和特點。顯然，見過計算機的人想到計算機的方式不同于沒見過計算機的人。
不同語言的句法結構也是不同的。幾乎所有的語言都允許某種溝通方式，用來表達動作、動作的施事者和受事者(Gerrig & Banaji,1994)。不同語言在這個方式上的差異在于典型陳述句中主語、動詞和賓語的先后順序。
此外,句子中必須包括的關鍵要素在語法上的變化和標記也各有千秋。例如，用英語描述過去行為時，我們表示動作發(fā)生在過去的辦法是改變動詞的形式。例如，將“walk” (步行)變?yōu)檫^去式“walked”。而在西班牙語和德語中，動詞還必須標明施事者是單數(shù)還是復數(shù)，是第一人稱、第二人稱還是第三人稱。在土耳其語中，動詞的形式還要同時指明動作是說話者目睹或直接經(jīng)歷的，還是通過間接轉述得知的。包括這些在內(nèi)的各種強制性句法結構規(guī)則的差異,可會影響(或制約)語言使用者的思考。
02.薩丕爾一沃爾夫假說
“語言是否影響思維”這一問題牽涉的概念 是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ty)。語言相對論認為，語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認知系統(tǒng)，而這些不同的認知系統(tǒng)影響著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因此，根據(jù)語言相對論，加羅人對水稻的看法與我們不同。例如，加羅人關于水稻的認知范疇的數(shù)目肯定比講英語的人更多些。加羅人會怎樣思量水稻？
據(jù)說，加羅人對水稻的看法不同于(或許是遠遠復雜于)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因為英語中只有很少幾個關于水稻的單詞。由此可見，語言塑造了思維。有證據(jù)表明，發(fā)生詞匯學習的部分原因是幼兒在心理上區(qū)分了各種不同的概念(Carey，1994; Xu & Carey,1995，1996)。這就容易理解嬰兒能在心理上區(qū)分自己遇上的不同類型的對象。這些區(qū)分想必大多是嬰兒所在文化所要求的。
語言相對論假設有時也被稱為薩丕爾-沃爾夫假說，它是以這個學說兩位最有力的傳播者的名字命名的。
愛德華·薩丕爾(EdwardSapir，1941/ 1964)寫道:“我們看到的、聽到的或經(jīng)歷到的很大程度上對應于我們的所作所為，因為我們社會的語言習慣預設了某些解釋。沃爾夫(Whorf, 1956) 則更加鮮明地陳述了這種觀點:遵照母語提供的線索剖析大自然。世界上各種各樣的現(xiàn)象本身不帶有任何明顯的分類標記。相反，萬花簡般的世界，必須通過我們的頭腦組織起來，且很大 程度上是依賴我們頭腦中的語言系統(tǒng)組織起來的。”
在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中，薩丕爾-沃爾夫假說是一個得到了最廣泛討論的理論(Lonner,1989)。然而，這個理論有點越傳越神。例如，許多社會科學家們特別愿意接受和傳播這樣一個說法：愛斯基摩人有許多單詞來表示雪,而表示雪的英文單詞只有一個。與這個流行的說法相反，愛斯基摩人并沒有那么多關于雪的單詞(Martin, 1986)?！皩鬯够θ寺杂辛私?更準確地說，對從西伯利亞到格陵蘭的因紐特和尤皮克人的語言略有了解)的人都不曾提過他們有那么多關于雪的單詞”(Pullum， 1991， 第160頁)。
勞拉·丁(Laura Martin)是為揭穿神話付出最多努力的人，她明白自己的同事何以如此喜歡神話。但是當她指出神話的荒誕時，同事們的反應讓她很“失望”。她說，大多數(shù)人認為無論是真是假，“反正這個例子很好”(Adler，1991， 第63頁)。
讓我們考慮一下比較溫和版本的語言相對論，語言也許決定不了思想，但肯定能影響思想。我們的思想和語言無處不在相互作用著，我們現(xiàn)在了解的只是其中一部分。顯然，語言(第69頁)沃爾夫(Whorf, 1956) 則更加鮮促進了思想；它甚至影響知覺和記憶。因為某種原因，我們操縱非語言的表象的手段十分有限(Hunt & Banaji，1988)。這些限制讓運用語言促進心理和操作變得很值得一試。即使是在回憶或重畫無意義的圖片(涂鴉)時，對圖片給出的文字標簽也能影響結果(Bower, Karlin, &Dueck，1975)。一旦加上某個特定的標簽，再看作另一樣東西就很難了(Glucksberg,1988)。
語言也影響我們在記憶中編碼、存儲和提取信息的方式。提供證詞的目擊者受到提問者措辭的強烈影響(Loftus & Palmer, 1974）在一項著名的研究中，研究者向參與者呈現(xiàn)一場交通事故 (Loftus & Palmer, 1974)。接著，要求參與者描述汽車在事故之前的速度。問題中關于事故造成后果的不同措辭產(chǎn)生了不同的影響。這些措辭包括“粉碎”、“相撞”、“碰上”、“碰到”等。當用到“粉碎”時，參與者對于車速的估計明顯高于見到另外幾種措辭?！胺鬯椤钡暮x似乎讓參與者偏向高估速度。同樣，一周之后當參與者被問到是否看到碎玻璃時，原來聽到問題中有“粉碎”措辭的參與者比其他參與者更多地表示肯定(Loftus & Palmer, 1974)。由于沒有其他環(huán)境變量影響參與者，所以對事故的不同描述應該是不同的措辭造成的。
就算讓參與者自己做出描述，他們的目擊證詞的精確性也會隨之下降(Schooler& Engstler-Schooler， 1990)。有機會寫一篇文字描述觀察到的一個事件、一個特定的顏色或一張?zhí)囟ǖ哪?，其實反而會損害回憶的精確性。當參與者判定關于某個事件(實際的顏色或面孔)的說法時，如果先前讓他們描述過這個事件,他們的正確率反而會下降。更奇怪的是，給參與者足夠的時間做判斷，他們回答的正確率反而不如做出迅速反應時的情形。換句話說，有時間反省自己的答案會讓參與者的反應更傾向于符合他們過去說過的話或寫過的文字，卻不那么符合他們所看到的情景。
薩丕爾-沃爾夫假說與日常生活關系密切嗎?
幾乎可以肯定有密切關系。如果語言限制思想，我們就可能看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沒有合適的詞來表達這些解決方案。想一想我們對說別的語言的人的各種誤解。
例如，本書作者之一曾在日本與一位日本大學生交談，他稱作者為“Aryan” (雅利安人)。作者解釋說，這個概念在現(xiàn)實中不成立。原來，他是想 說“Alien” (外星人)，而日本人恰好“1”和“r”是不分的。即使這樣，被稱為“外星人”的作者也感到很不適。
根據(jù)薩丕爾-沃爾夫的理論，誤解的產(chǎn)生可能是由于其他語言對單詞的解析以及對音位使用不同于我們的母語。萬幸的是，薩丕爾-沃爾夫假說的極端版本沒有得到支持。這種極端版本認為，我們是語言的奴仆。
參考文獻
認知心理學（第六版）-Robert Ster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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